1963年,巴菲特开始研究一种与以往他买的任何股票都不相同的股票——美国捷运公司股票。美国捷运公司,根本没有工厂,也没有硬件资产。实际上,它最有价值的资产就是它的名字。格雷厄姆的信条,购买一种股票必须以"来自于统计数据的简单而明确的数字论证"为基础,换句话说,就是要以营运资金、厂房和设备以及其他有形资产等一堆可以被确定的数据为基础。但是巴菲特看到了一种逃避开格雷厄姆视线的资产：这就是美国捷运这个名字的特许权价值。特许权意味着独占市场的权利。美国捷运在全国范围内拥有旅行者支票市场80％的份额,还在付费卡上拥有主要的股份。巴菲特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动摇得了它的地位,它的顾客群所具有的忠实性是无法从格雷厄姆那种"简单的统计数据"中推断出来的,它不像有形资产那样会出现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然而在巴菲特看来,这种特许权具有极大价值。
1963年11月,由于美国捷运公司的仓库遭受了巨额诈骗,其损失估计达1．5亿美元,公司总裁霍华德·克拉克深深懂得对于一个大名登记在旅行支票上的公司而言,公众的信任高于一切。于是在这项损失的承担者还未确定之前他宣布承担起损失,克拉克先拿出6000万美元给仓库的债权人以求息诉。而事实上这个债人正是这起事件中的骗子。为此,1964年年初,美国捷运的股票从每股的60美元跌至每股35美元。然而恰恰就在这时巴菲特将自己1／4的资产投入到这种股票上。尽管它可能背负着一种潜在的很大数额的债务,如果判断错了,他辛苦积累的财富和声誉将化为灰烬。后来的事实证明巴菲特的判断是正确的：美国捷运仓库债权人公司的经营者——一个第一流的白领骗子遭到了联邦法庭的审判,被判了10年刑,到了1965年美国捷运的股价升到了刀．5美元／M,是巴菲特买人价的两倍。
在购买了美国捷运的股票后,巴菲特投资组合的一半都集中在美国捷运和伯克希尔上了,在巴菲特看来,伯克希尔的诱人之处在于其“数量”特征——以价格为基础,而对美国捷运的选择则是建立在对质量因素的主观评价上,这些因素包括他的产品和管理力度等等。事实上,巴菲特的投资组合’总是相当反传统的,当华尔街的基金管理者们纷纷把几百种不同的股票塞进自己的证券组合之中时,巴菲特的投资组合仅有5种股票——美国捷运、伯克希尔和另外的三种。巴菲特相信,只有当投资者对所投资的公司一无所知的时候才需要分散投资,如果你是一个知情的投资者,能够从经济意义上去理解公司,并且公司有长期的竞争优势,那么传统的分散投资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拥有一个最出色的有着最低财务风险和最佳长期发展前景的公司,把钱都集中到它身上,就意味着最佳的收益。在理想的情况下,如果巴菲特能找到50种同等"优秀"的股票的话,他一定会乐意将投资分散开来的。但在现实世界中,他发现找有限的几种"优秀"股票他都要费尽力气。不管处于何种股权地位,巴菲特都很了解这样的"优秀"股票所代表的企业的经营过程,了解它的赢利、费用、现金流量、劳工关系,以及公司的资本需要、分配与运用状况。这些了解来源于公开、正当的渠道所获得的信息和他的头脑对这些信息的判断和整理。巴菲特嘲笑那些实践着多元化投资的基金管理者们对他们所选择的证券了解肤浅,因而顶多能获得市场平均的收益率,而不会有任何更好的建树。
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巴菲特有限责任合伙人的收益率连续10年超出道·琼斯指数,平均每年超出29．44个百分点,而且没有哪一年投资收益率是负值。对于一个最初始的投资者来说,比如像埃德温·戴维斯一家人,每10万美元都变成了80．4万美元,而巴菲特本人更是从中受益匪浅,36岁的巴菲特已经变得相当富有了。他的合伙人公司被《奥马哈世界先趋报》称为全美最成功的投资企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