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和香港的投资机会
据说20年前,一般的中国人想要的是一辆自行车、一台缝纫机和一块手表。80年代这张单子上增加了彩色电视机、电冰箱和其它设备。现在90年代,再去预计下一张民族“愿望单”也许很困难。但可能包括一台放像机、一套音响系统、空调和移动电话,对许多高收入者来说还有一辆汽车。
人们该怎样从经济观念上来描述中国呢?单纯的统计数字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力,它表明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公司。一个有12亿消费者的市场,一个有7亿人口的劳动力大军,一个1994年以13％的速度增长的经济(相比于美国的3％的增长率),更不用说从发达国家几乎每个角落涌入的亿万投资资金。
经济学家们预测,由于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到本世纪末,其经济增长速度平均可达约9％。但这一发展速度一点也没保证,发展的道路也许并不平坦。相伴而来的迅猛通货膨胀,起起落落的国际看法以及基础设施,都使任何理性的观察家想系紧安全带,戴好防护甲。
15年前,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发表了一次历史性的讲话,激发了一场经济革命。邓先生简单地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说了这些话,并发动了一场推动中国向前发展的运动,帮助引导现代中国社会走向他所说的“小康社会”。
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陷入一片混乱,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国领导人在此之后发现中国已完全与世界发展相隔离。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1952年第一次开始二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的生活水平一样低,
1978年,国家统计公报说“肉食、家禽、饲料和其他粮食短缺……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大多数粮食,甚至从自行车到洗衣粉这样的消费品都采用配给方式供应。
但到1992年,分配券已经取消,肉类、蛋和饲料的人均产出分别为2；公斤、8公斤和令人吃谅的380公斤,与国际水准相平。
邓先生说,在改革中“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他的话现在已成事实。
1994年,经济增长迅速,产业多样化发展信心十足。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变,神奇般地提高了生活水平,尤其是较发达地区更是如此。
多年以前,当我刚做美菱公司的业务员时,我记得和一位渊博的华尔街人士谈到瑞士银行家。我尤其记得这句话：“如果你看到一位瑞士银行家跳出窗外,你就跟着他往外跳。他不仅可以软着陆,而且还可能以这种方式赚到钱。”显然是一句夸张的话,但这中间不无真理。
最近,瑞士三家最大公司之一的瑞士银行公司宣布进一步进军中国,在上海建立其在中国大陆的第二家代表处。
瑞士银行驻北京代表处的一位发言人以瑞士人特有的沉默态度指出：“这是个明显的信号,我们的银行想在中国扩展业务。”
如果作为榜样的瑞士银行家想跳人中国,为什么我们不同样做?我们应当更多地进入中国吗?时机如何安排?
作为一名长期的华尔街交易商,我已被训练成这样：在我开始谈赢利潜力之前,我认为先谈谈涉及的风险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