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的编撰者绝不会同意,股市运动的警告的作用仅限于反映美国自己即将出现的商业状况。
英国的国债
我们将在另一章中讨论自1908一1909年牛市结束到战争繁荣开始之前那段平静的商业萎缩时期,它将是很有启发性的,因为战争开始前的熊市与这场令所有的计算都白费心机的战争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战争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直到现在还无法在历史上找到先例,只发现以1815年滑铁卢战役为终点、长达l／4个世纪的那次战争有些类似。如果我们认为时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强度相对等,并把冲突的相对规模和人口及国民财富联系起来,或许可以比某些观察家找到两者之间更多的相似之处。就我所知,有一个重要的事实从未被提起过,即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巨大的国债。英国的债务当时(1815一16年)达到了预计国民财富的31．5％,在维多利亚女王的长期统治时期,国债逐渐得到偿还,到布尔战争(1899—1902年,英国与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布尔人之间的战争一编注)爆发之前,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略高于4％的水平。
大致算来,布尔战争使英国损失了10亿美元,国债占国民财富的比例又超过了6％。在1902一1914年间,尽管生活成本和税收稳定增长,英国的国债仍然再次下降,只是没能达到1899年的最低水平。英国目前的国债大约占到国民财富的33％,比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还要高出1．5％(这场战争从1793年持续到1815年,中间有3年休战期)。这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但是还远没有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这也是为什么在冲突使所有货币都贬值的情况下,英镑的汇率仍然高于美元的基本原因。
我们自己的一项负债
1917年的股市问自己,如果德国人胜利了,英镑和其他一切事物将会怎样呢?如果德国人在1918年春天发动的反扑成功了,如果德国人的印刷厂正在加班加点赶印马克,那么今天在盟国流通的货币又会是什么呢?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满意地发现,股市晴雨表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它的预见性。当我们自欺欺人地对帐面利润、过度膨胀的工资和价格感到满意时,还有什么能比这次有益的熊市更清楚地显示出它的眼界呢?1916年的《亚当姆森法案》使工会有能力抬高工资,却不必以相应的生产力提高为代价。国会在总统大选即将到来之际极力地拉选票,它向美国消费者和纳税人抛出的诱饵是仁慈地承诺缩短劳动时间并使铁路乘客获得更大的安全保护。当然,《亚当姆森法案》并不意味着更短的劳动时间,而是劳动时间提前和超额劳动。铁路劳动的时间实际上被延长了,因为它严格地根据人们的利益需要而上升到16个小时,达到了法定的每天工作时间的上限。我们现在都知道它对其他各个工业部门工人的影响是多么不道德。当1917年初的参战使我们四顾不暇的时候,这种先例使得任何工资要求都会太荒唐。国会可耻的让步几乎让我国每一个制造商和消费者都遇到了由此带来的可怕后果。
劳动掺水意味着什么
在《晴雨表中的水份》一章中,我曾经提到劳动掺水的破坏力是资本掺水无法比拟的。如果没有这种稀释作用,我们的国债将会减少数十亿美元,它们根本就不会出现。皮埃兹先生是紧急舰队公司在战时的总经理,他认为个人产出的减少和工资的提高使劳动的效率惊人地下降,而后一种因素产生的原因正是由于它本身促使商品价格不断提高。他写道：
“劳动在战争时期有意地松懈下来。大西
洋海岸的船场工人们2美元的工作时间在一年
前(1916年)只需l美元,而个人产出却只
有一年前的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