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浙江大学毕业的,校训就是"求是"。但我在大学里没有真正领会,来深圳的前几年中也没有做到,直到后来参与证券市场的长期投资过程中才发觉,无论是做人也好做投资也好,都需要"求是",同时也体会到真理确实十分简单,关键在于人们往往不相信真理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为什么在牛市里还能保持一个比较正确的判断？是因为在B股开放后,也就是2001年6月政府允许内地居民可以参与B股投资之前的两个月内,市场疯狂后我们就退出了。那一次退出令我印象深刻,我也相信了以前不甚了解的价值投资理论。从那之后,我们的步伐就合上了市场的节奏。
从2000年到2001年8月份国内市场盘顶期间,投资者都疯狂了,当时甚至有开夜市的说法,随后A股迎来了大跌行情。其实,全球的证券市场现象、实质都是一个规律,当市场处于非理性疯狂之时,离大跌就不远了。
有趣的是,当中国的投资者在股市盘顶有时不我待之感时,美国已经有"夜市"了。2001年年初我正好在美国,住在一个朋友家里,我不太懂英文,所以就到超市买中文报纸,发现整版都在谈论
股票。我朋友家在加州,因为美国东西部时差的原因,他是每天加早班（天还没亮,相当于夜市了）,凌晨6点多就在电脑前看行情了。因为有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前车之鉴,我感觉到狂热的美国股市离顶不远了,这是重要的直观因素,我感觉中国的股市一直在跟随美国股市,行情自然要慢一点。其后美国等国际市场的下跌调整是十分充分的,中国一直没有调整充分,又有涨跌停板制度,所以熊市持续的时间反而人为地加长了。
这也告诉我们,不要去谈论什么定价权,现在的证券市场应该唯美国市场马首是瞻。这不是什么志气的问题,而是市值、实力的问题。如果美国股市都不行了,中国自然会跟着下来。
另外,当时国内股市确实高到了一个非理性的地步,平均市盈率都有60多倍了,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它迟早要走一条类似日本股市的道路--理性的回归。
鉴于美国股市到顶和市盈率过高,我们判断前景不妙,就退出了。然后我们进入了比较熟悉的香港股票市场,但当时香港股市也没有调整到位,所以后来也调下来了一点,直到2003年下半年香港股市才起来。我们是再次回到我们已熟悉的香港股市,当时香港市场上的许多股票都跌到了非常便宜的价格区间,这给了我们机会。当然,我们与巴菲特相比还是有相当差距的,他可以做到一段时间完全退出定价偏贵的市场,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我们对香港市场还是非常熟悉的。1997年我们刚去香港市场的时候,我们也是抱着炒一把的态度。尽管已经很小心了,而且还是选择了高速公路股,又是打新股,结果还是损了手。我们选择的是成渝高速,算上发行佣金是一块五毛多、不到一块六。发行第一天,它从发行价跌到一块以下。当时给我们的感觉是不可思议,要是在内地股市,绝对股价这么便宜的股票上市第一天应该是涨到天上去了,怎么可能一天内就跌到一块钱以下？如果说进入市场要交学费的话,这就是学费,因为我们对这个市场还没有理解,抱着内地股市的炒作思想贸然就进去了。结果第一次出去就遇到了亚洲金融风暴,那种跌法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