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去登记注册。他避免同华尔街的行家们接触。那些在商业活动中认识他的人都承认：他
们从来没有和这个人十分密切地交往过。至于声誉,普遍认为他对此毫不在乎,他生活得很
愉快。
毫无疑问,《公共机构投资者》的报道是具有积极作用的,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却让索罗
斯怀疑,受到新闻界的关注是否值得。这篇报道之后的接连数月,索罗斯遭受了巨大的痛
苦,这是他商业生涯中唯一亏损的一年。1982年,在雇用詹姆士·马奎之前。索罗斯很清
楚地向他讲述了他“走出证券市场”的整个经历,那时心里不是滋味。
“对于乔治来说,这（新闻界的宣传之后紧接是证券市场的逆转）几乎是有因果联系
的,”马龟兹说,“乔治相信对自己报道的危险,他也懂得这可能使一个人坐在以前的荣誉
上观望,而不是参与。他认为他已经分享了……他所知道的和怎样通过新闻媒介与其他人投
资,并注意他能从中得到的东西。不仅仅这些。在这个过程中,他失去了一些长期投资者和
朋友,因此,他进入了一个非常秘密的阶段。
1983年和1984年,作为索罗斯的得力助手,马龟兹经历了这个“秘密阶段。
在那段时间,新闻记者经常打电话到量子基金会,想了解公司的运作情况,或者索罗斯
和马龟兹对某一消息如何影响华尔街的看法。在马龟兹加入基金会时,索罗斯明确告诉他不
要和新闻界接触。“我和新闻界的最后一次联系,是在1983年元旦,我去和乔治·索罗斯
工作的那一天,”马龟兹说。
马龟兹是一个友善的人,尽管索罗斯这样告诫他,他还是喜欢和记者们交谈,接他们的
电话。在马龟兹看来,在公众面前有一定的影响力是很重要的。他明确地告诉新闻记者,对
他的讲话的报道只能在隐蔽的位置。“我对记者们说：‘我告诉你们我知道的事情,或者我
认为我知道的东西,但决不是要为它们找到归属。’”他和量子基金会都不能被引用,这是
他的规定。
索罗斯或许感觉到了马龟兹同记者们的谈话,但是,他从来不过问。此事有时候,马龟
兹确信索罗斯知道他是某一信息的来源。“他经常以某种方式告知我,我是某种事情的后
台,他会说：‘哎呀,这篇文章听起来好像就是你写的。’当某一天,我从他那里接受了什
么东西,接下来,可能就会出现在了报刊杂志上。”
1984年,阿兰·拉裴尔进入索罗斯基金会时,他也被告知,不要和新闻界交往,他遵
守了这一纪律。“我们索罗斯基金会被认为是秘密性的,我觉得这样很好。通常,我们采取
的策略是恰到好处的。只有到最后,你才能让别人知道你在做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人们会抢先起跑。如果你经营一个全球性的公司,那么,你不希望人们很轻而易
举地追上你。如果人们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想购买什么东西,他们就会先于你去购买,这只
会弄糟你的计划。”
索罗斯的客户都在国外．而且都是些“很秘密的”,客户按照拉裴尔的说法,“他们都
不愿意在报刊上看到自己的名字。”
因此,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索罗斯的新闻政策就是排斥,他没有代言人,也不搞新
闻发布会。“我们需要的,是安安静静地来,安安静静地去。’“拉裴尔说。
1987年9月,索罗斯接受《幸福》杂志的采访,这次采访是唯一的一次例外．但却造
成了严重后果。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