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0 章
一九八五年八月五日,奥黛莉生下了我们的儿子,他是一个英俊的,六磅十一盎斯重的小绅士。接着在同年的十一月,奥黛莉被医师诊断罹患了乳癌。这个打击就如同我们在一九八一年失去第一个孩子一般地沉重,使我更确信人生在世应该要及时行乐的想法。
在接下来的春季和夏季里,奥黛莉决定把我们的公寓全部重新装潢。她打掉墙壁,放进了一个新的厨房,重新装修浴室,把所有的窗户换新,并且重新粉刷每一个角落。大把大把的钞票为了这次的整修而花掉,但我并不在意,我仍然是冠军操盘手,仍然能够赚得比花得快。事实上,我正准备要花更多钱。
进军艺术品市场
一旦你往上爬到某个高度,你就绝对不会缺乏一些昂贵的嗜好让你从事。泰德,透纳(Ted Turner)给自己买了一艘十尺长的比赛用游艇,乔治·史坦布兰纳(George Steinbrenner)为自己买下洋基队,韦恩·牛顿(Wayne Newton)为自己买了正统的阿拉伯种马,而查尔斯王子则替自己找了个情妇。但是我对游艇、职业棒球队、种马都没兴趣,加上有奥黛莉在身边,而市场就是我的情妇。如果我要投入一大笔钱在某样嗜好上的话,我希望把钱花在艺术品上。
在我儿提时代,母亲会带着我坐火车到纽约市,然后我们会花一整天的时间参观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古根汉博物馆(Guggenheim)以及惠特尼博物馆(Whitney)。虽然我可能更喜欢跑去艾迪·柯汉家的地下室玩牌,但是参观博物馆的经验却在我心中种下喜好艺术的种子。我的父亲会买一些仿名画家如莫内(Monet)、马奈(Manet)、迪加斯(Degas)等人的画作回家,并且把它们挂在我们位于纽海文的房子里。所以我习惯于在家里看着挂在墙上的名家画作,就算它们不是真迹也无所谓。现在我有了那么多钱,我想是买点真迹来收藏的时候了。
一等到我们的公寓整修完毕,奥黛莉和我马上去找佛雷斯哥·柏雷特画廊的老板艾尔·佛雷斯哥(Al Fresco)和克利夫·柏雷特(Cliff Palette)。艾尔是我在哥伦比亚商研所的同班同学,他和克利夫是表兄弟。他们从长辈的手中接管这家画廊。他们的祖母和美国早期的印象派画家约翰·托契曼(John H Twachtman)有亲戚关系,后来嫁入杜邦(Du Pont)家族。所以艾尔和克利夫能有足够的天赋和钞票来经营这家位于高级商圈的画廊也就没什么好稀奇的了。
当我在八年代早期开始从市场中赚回相当的钱之后,奥黛莉和我便开始在周六的下午到各个画廊去探访。佛雷斯哥·柏雷特画廊变成我们常常造访的地方。在当时虽然我们很喜欢他们那里的艺术品,但是我的财力还是不够。现在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一九八六的十月,我们以十万美元的价钱向佛雷斯哥·柏雷特画廊购买了厄尼斯特·劳森(Ernest Lawson)的“冬季的投影”(Winter Reflections),以劳森的作品而言,这幅画作算是相当昂贵的了。另外我们又以四万美元的价格买下罗伯·沃诺(Robert Vonnoh)的“花园里的农夫”(Jardin de paysanne)。在另一个下午,我花了五十万美元买下了两幅画。为了感谢我这笔五十万美元的生意,艾尔送了我一本书,书名是“美国的印象派作品”,这本书的作者是纽约市立大学研究所的艺术史教授威廉·哲兹(William Gerdts)。
我特别喜欢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不为什么,只因为从小对印象派作品的好感已经深植我心。在一九八四年,奥黛莉和我做了第一次欧洲之旅,当我们在巴黎的那段时间里,我们雇了一位司机,要他带我们去参观莫内的家和吉凡尼(Giverny)的花园。那时正是五月初,我和奥黛莉就像那些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画家一样,尽情饱览法国的田野风光。可是,当我们回到纽约,开始试着想找一些值得收藏的作品时,才了解我想收藏法国最高级印象派名家画作是多么愚蠢。我怎么可能付得起那么高的价钱去买像马奈、雷诺瓦、迪加斯或莫内这些一流画家的作品?如果一定要买法国画家的作品,我只能找次一级的。
而那些已经深得法国名家画风精髓的美国本土印象派画家,像希欧多尔·罗宾森(Theodore Robinson)、斐德利克·佛利锡克(Frederick Frieseke)、温斯洛·霍姆(Winslow Homer)、玛莉·卡塞特(Mary Cassatt)以及罗伯·沃诺等人的作品就在我的预算能力之内。在参观了更多的画廊和仔细研究过哲兹的画后我下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所有画家们,就和其他人一样,都经历过好与不好的日子。至少在我眼中,玛莉·卡塞特过得平顺时的作品,和迪加斯在他潦倒时的画作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再加上法国画家的作品更具有满足虚荣心的吸引力,所以一幅一流美国画家作品的售价只有法国二线画家作品售价的三分之一。美国的印象派画家就好像我早些年在Amex操作的选择权,或是八年代早期的史坦普期指契约一样,正好符合我的作风和个性。它们的价格合理,具有增值的潜力,仍然处于新兴市场之中,而且我了解它们。如果我准备进军艺术品市场的话,这些美国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会是我最想介入的标的。
当我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在佛雷斯哥·柏雷特画廊后,我开始发觉艾尔和克利夫具有和我非常相似的市场哲学。他们只会以最好的价钱买进最好画家的最佳作品以作为存货。由于总是有一大堆想要买最高级艺术品的富有客人来画廊参观,因此这个策略使他们的库存品享有很好的变现性。当我在从事交易时,一定会以大型篮筹股(Bluechips)作为我主要的交易标的,因为这些大型绩优股提供最佳的流通性和变现性。如果我卖了五万股的IMB、全录或是杜邦股票,却在一个小时后改变了对市场的看法的话,我可以在市场上很轻易地把手中的持股抛出,因为这些股票的交易总是够热络。这就是佛雷斯哥·柏雷特画廊做生意的策略,他们手中总是保有和蓝筹股一样具有良好流通性的存货以便于随时可以出清。我惟一的问题是画廊总是以零售的方式出清库存,而我与生俱来的犹太人天性告诉我,该去大盘商那里买进我要的东西。
透过掮客购买艺术品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在事前就清楚知道你要买的是什么样的货色。掮客总会帮你把一切都打点好,使你可以确定买到的是极品中的极品。但是透过掮客的最大坏处就是得付他一大笔钱来帮你处理这一切细节。掮客就是靠收取这些佣金过日子的,而除非你是艺术品收藏方面的新手,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是你的确在找一样很特殊的作品,否则谁会原意付这么高的佣金呢?我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样的作品——美国的印象派名家画作,而且我并没打算要搜集什么特别了不起的玩艺儿,只想以最好的价格,买到最好画家的最佳作品,这表示我也得到那些艺术品掮客们会去的同一个地方——拍买会场,去找想要买的画作。
苏富比拍卖会
在第五十九街与公园交叉口的克利斯提(Christies)和在第七十二街与约克街交叉口的苏富比(Sothebys)是美国本土艺术品最主要的两个拍卖公司。奥黛莉和我拿了一些它们过去的型录开始研究。我们比较了这两家公司型录中所列的艺术家与画作的品质及价格,在我们看来过去几年中苏富比公司在美国印象派画家作品方面保有比较好的馆藏。苏富比每年会举办二次美国印象派画家作品拍卖会,一次在十二月初,另一次在五月下旬。我们决定要参加苏富比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四日举办的拍卖会。
就像一个优秀的陆战队员,我希望在上战场前做好万全的准备。艺术品拍卖会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战场,我对于要面对一大堆艺品拍卖身经百战的对手感到非常没把握,所以在拍卖会举行的三周前,跑去找艾尔和克利夫。
“听着,”我说：“奥黛莉和我想要开始建立在美国印象派画家作品方面的收藏。但是我们不能一直向零售商买,然后付那么高的零售价。我们想参加苏富比举行的拍卖会,不过在这之前,我们需要你们的建议。这里是我所想到的：如果你们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入门须知,我们可以买下一些你们比较感兴趣的作品,如果将来某天你们有客人对这些作品特别有兴趣的时候,至少你们知道到哪里可以找到。你知道,我是一个操盘手,所以只要价钱合适,我们可以合作做些卖卖。这么做,你可以把现金先放在别的地方而不需要先购买这些存货,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样的说法虽然很合艾尔和克利夫的胃口。他们告诉我愿意把所有关于我们感兴趣画作的资讯都告诉我们,而且我们在拍卖会中可以和他们坐在一起,甚至可以协助我们喊价。当我要离开他们的画廊时,艾尔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一本全新的,有关这次苏富比拍卖会的型录。“拿去吧,”他说,并且把那本型录拿给我,“开始好好研究下一吧!”
我觉得这就好像教授把期末考考卷发到我手中一样。我马上回家坐在奥黛莉身旁说：“在这次的拍卖会里我们将和艾尔和克利夫坐在一起,他们希望我们先把这本型录看过一遍,并且选出所有喜欢的作品。然后他们会帮我们决定该针对哪一个作品出价。”
奥黛莉和我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中很仔细地研究了那本型录,与里面列的所有美国印象派画家,试着找出一些最好画家所画的最佳作品,尤其是那些底价很合理的作品。找一幅好画和找一档好股票是一件非常相似的事。在一九八六年的苏富比拍卖会型录中列有三四九项艺术品,其中包括多项雕刻作品,以及大约有五十幅美国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就和挑股票的时候一样,我们马上就排除掉大部分的作品。在选择股票时,我们可能不喜欢一家公司的获利性,不满意它的产品,不满意它的市场占有率,也或许我们不欣赏它的管理阶层。而当我们在选择一幅画时,我们可能不满意它的价格,不满意它的色彩组合,不喜它的出处,也可能不喜欢那幅画的创作者。
经过了一周的研究,我们把目标缩小到五幅画。它们是：查尔德·哈桑姆的“往大海的路”(Road to the sea)(编号一七六,底标十五万～二十万美元),希欧多尔·罗宾森的“夏日的山坡风光”(Summer Hillside, Giverny)(编号一九,底标四十五万～五十五万美元),威廉·麦瑞的“塞考克的风景”(Sinnecock Landscape)(编号一九六,底标十五万～二十万美元),莫瑞斯·巴奇的“花园”(The Garden)(编号二四,底标十四万～十八万美元),以及斐德利克·佛利锡克的“河面之上”(On the River)(编号二七,底标二十五万～三十五万美元)。既然作品都已经挑好,就该是我去找艾尔和克利夫谈谈的时候了。
拍卖会举行的日期是在十二月四日星期四。我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周五收盘后到佛雷斯哥·柏雷特画廊去待了一下。正如我所预期的,艾尔和克利夫对于奥黛莉和我所挑中的那几幅画简直了若指掌。“你们的眼光真不错,”艾尔说：“不过你们不能光凭型录上面的介绍就做决定,一定要亲眼签定过才行。”
所有的拍卖品都将在十一月三十日到十二月三日公开展示。“花园”是所有我们感兴趣的作品中惟一没有放在苏斯比展示的,它目前正在东八十二街的柯克(CoeKerr)画廊中展示。奥黛莉和我在周六时到柯克画廊看了那幅画。它简直闪闪发光,还比在苏富比型录中所看到的要好太多了。我们不只希望在拍卖会中出价,并且已经开始想像一个星期后这幅画挂在我们家墙上的美好景像。
在苏富比举行的画展是开放给一般大众参观的,只有星期一晚上,这些画会对特定的人士开放,这表示在星期一晚上苏富比会举办一场专为潜在大买主所准备的私人鸡尾酒会。这场展示会是我想要参加的,因为这是我能够和纽约艺文界那些闻人们凑上一脚的最好机会。但是由于奥黛莉和我之前并没有参加过苏富比任何活动,所以并未受到邀请。我们和艾尔以及克利夫约好在星期三也就是展览的最后一天下午去看另外四幅画,可是在我们要出门前的最后一刻,我们的保姆突然请病假,所以奥黛莉只好留在家里。
当我走进苏富比在约克大道的总馆时,一点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想这一定不像走进水道跑马场或赌城凯撒宫一样。我以为每个参观画展的人都会如同参观博物馆般地放轻脚步、轻声细语。但事实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走进苏富比展览馆的大厅,就好像走进了一九四八年的共和党年会似的吵闹。一堆看起来像是长春藤名校学生的盎格鲁撒克逊系白人虚情假意地互相打招呼,在展览厅中四处走动,想让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好像真的懂些什么。“毫无疑问的,这一定是瑞菲尔德最好的一件作品”,“这是裴克斯顿望远镜视觉法的最好范例”,“没错,注意看他的视焦有多特别,而且他从远景转移到近景的手法简直让这幅画活了起来”,“看看这幅‘少女与狗’当中所展现出来的活力和强度”,“罗宾森把平凡无奇的东西给处理得多么棒啊!看看他对于空间的浓缩处理手法,这柔和的光线是怎么画出来的?他的笔法真是不可思议。”真是鬼话连篇!但这些至少都是好听的屁话,比我每天在华尔街所听到的要好听多了。
艾尔和克利夫不停地挥手和人打招呼,毕竟这是他们的市场,而且他们认识在这个市场里的每个人。他们也不停地把我介绍给不同的人,但是我可不是来这里搞社交活动的,我到这里是要研究画作和观察周遭的人,就好像在水道赛马场研究马匹或是在Amex观察那些作价员行为的道理一样。我仔细看着每一幅我们选出来的画,并且详细倾听别的参观者是如何评论这些画,然后把他们说的加以归纳,试着从中找出任何可以依循的脉络。
当我回家后,奥黛莉和我坐下来一起翻着我们的笔记,做最后的回顾。我们已经为明天的拍卖会做了万全的准备,确定明天的策略,检查我们的调整点,并且设定进场和出场的价位。我希望我那陆战队式的作战原则能清楚地放在脑袋里,并希望在拍卖会开始前准备好,因为从事交易本来就必须在一切发生前先做好心里建设和沙盘演练。尤其是当喊价已经超过我设定的最高价位时,我只能再往上加一,也就是说如果我的最高出价是二十万美元,而喊价却已经高到二十一万美元时,我会在二十二万的价位再喊一次。拍卖是一种竞标者情绪充斥的游戏,所以在竞标时绝对不能失去自我控制,一定要设定明确的退出点并且坚守此一计划。在就寝前,我们拿起那本已经翻烂并做满笔记的型录,小心地把最后决定要出价的三幅画,编号一七六、二四与二七所在的页角折起来,做上记号。
“花园”与“河面之上”
苏富比所举行的拍卖会分为两个阶段。上午时段从十点十五分开始进行编号一到一五号的拍卖,下午二点则开始进行一五一到三四九号作品的拍卖。所有的艺品都是以年代远近的顺序排列,所以美国的印象派作品都属于第二时段,不过我还是想利用上午时段来熟悉拍卖会场的环境。我们在周四早上走进约克大道的苏富比公司总部,在警卫的指引下来到大厅,和艾尔及克利夫会合,然后跟着他们上楼,来到拍卖会场所在的大厅。
我们进入一个和百老汇街底小戏院差不多大小的房间,并且在前排找了四个位子。艾尔安排我坐在克利夫的左边因为克利夫负责喊价。艾尔自己坐在我的左边,而奥黛莉则坐在艾尔的左边。在我们的正前方有一张上面放了很多电话的桌子,旁边坐着六位年轻男女。“那些人是接受电话喊价的人员。全世界的收藏家都可以透过电话参加竞标。”艾尔告诉我。在那些年轻男女的左前方是一个电脑控制的电子汇率揭示板,上面明列着所有货币的汇率,以便出价者能很方便地换算成本国货币,其中包括：美元、英镑、法国法朗、瑞士法朗、日元以及德国马克。我们的前方则有一个架高的展示箱,里面有光亮的脚灯由下往上照射,而在它的四周都以毛毡包覆着。“那就是他们展示画作的地方。”艾尔说,“这个展示台分成三个部分,当一个拍卖品正在竞标的时候,他们就在布幕后面把前一个拍卖品拿下来并且把下一个拍卖品准备好。”在展示台的右边是一个讲桌。它现在是空著的,但很显然那是拍卖员要站的地方。
大厅的两旁及后方都有以深色玻璃隔间的小包厢,我猜想那一定是为拍卖会的大买主所准备的空间。拍卖会场里的人群都在聊着天,场面显得有些闹哄哄的,但是当十点十五分一到,每个人都立刻就座并且安静下来。接著苏富比的首席拍卖员约翰·马里恩(John Marion)走上讲桌。场中只有苏富比公司的工作人员站着,分布在拍卖场四周监督着一切。
约翰·马里恩以一种上流社会人士的语调将拍卖的相关规定做了简单的介绍,他检查了一下麦克风并且确定每个工作人员都就定位后,便开始第一件拍卖品的喊价。在一阵如连珠炮般的喊价声中,巴特渥斯(Butterworth)那幅七寸乘十二寸大小,上面画著两艘在怒海中航行单桅帆船的“击败英国战舰的五月花号”(The Mayflower Defeating the Galatea)被放在一个旋转的展示架上拍卖。每个与会者都把身子往前倾以便能看得更清楚,那些年轻的电话接单员则对着电话轻声讲话,汇率揭示板也开始显示着各国货币的兑换汇率,而负责监视的工作人员则开始四处穿梭。突然间整个房间里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有人出价六千了,有人出价七千吗?”那个充满磁性和高贵气息的声音大声地宣布。“七千美元,有人出价八千吗?好的,谢谢您,八千。现在,有人出价九千吗?”不停地有人提高投标价,但是我一直没有办法看出来这些买盘是从哪里来的。这里一点也不像Amex。没有人会摇着他的手大声喊价,出价的动作是以非常安静而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进行的。“九千美元,第一次……,第二次,……成交!”砰地一声,约翰·马里恩用一个金属材质的槌子敲打在桌面上。展示架的转轴仍然在转动着,汇率揭示板也继续运作,在我把第一笔交易记录下来之前,约翰·马里恩已经开始第二个拍卖品的喊价了。
在上午的时段当中,克利夫对几个作品出过价。根据苏富比印行的型录中所附的“未来买主指南”的规定,出价是经由举牌的方式进行的,不过很显然这并不适用于那些职业买家。佛雷斯哥·柏雷特画廊的牌子一直没有离开过克利夫的衣服下摆。克利夫只要眨个眼、轻拍一下鼻子、拉个耳朵、点一下头、拉拉领带或是做一些其他的小动作,约翰·马里恩那锐利的眼睛都看得到。我紧张得动都不敢乱动。就在这眨眼、摸鼻、点头和击槌的动作间,二十或三十万美元的交易就完成了。这样的景象让我有很深的亲切感：电话、数字、揭示板、出价、成交确认的动作以及金钱的快速流动,在我眼中简直就像一个干净而又文雅的Amex,而约翰·马里恩看起来就好像交易场里的法兰尼一样,只不过约翰穿着较好的衣服,又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约翰·马里恩用他的金属槌敲定交易,而法兰尼则靠他的蛮力完成交易。
上午时段结束时,我们出去吃了一顿简便的午餐,但我太紧张以至于根本食不下咽。大部分上午时段的拍卖品都以比型录上底价更高的价位成交。“天啊,克利夫,你会不会觉得我订定的价位太低了呢?”
“你永远不会知道,”克利夫说：“有的时候你订的价位恰到处好,而有的时候你又和你要买的东西擦身而过。我想最好是先看看下午的情况,再决定是不是要改变出价的策略。”
我们在一点五十分回到座位。二点整,约翰·马里恩准时回到展示台上的课桌旁。砰!开始第一五一号拍卖品的出价。第一五一号是约翰·拉法吉(John La Farge)的“审美家”(The Aesthete),底价是四千到六千美元,结果以一万三千美元卖出,比预期的价格要多出两倍以上。这对我来说可不算是什么好消息,得标价钱都偏高。汇率揭示板继续翻动,展示架也不停转动,每件美国画家的作品都好像旋转木马似的平均只展示两分钟就被买出。它们流通的速度简直比梅沙股的选择权还要快。
十二分钟后,第一七六号作品“到海之路”被推出来放在展示架上,该是我把这幅哈桑姆卖下来的时候了。我们为这幅画所订的最高出价是二十万美元,而这也是苏富比的型录中较高的预估价。“有人出价十五万吗?”莫里恩那雄厚的嗓音喊道。克利夫拉了一下自己的耳朵。“有人出价十五万了,有人出价十七万五千吗?”莫里恩这家伙真懂得怎样抬高价码,“有人出价十七万五了,有人要出价二十万吗?”
“是那些希腊人出的价。”艾尔低声说。克利夫点了一下头。
“有人出价二十万!有人要出价二十二万五千吗?”会场一片安静,“有人愿意出价二十一万吗?”
克利夫看着我,等着我的许可。“去吧,去吧,给他们二十一万。”我小声的说。克利夫对前面眨了一下眼。
“有人出二十一万了,有人出价二十二万吗?有人出二十二万了!”
“这是那些荷兰佬。”艾尔说。
“放手去做!”我喃喃低语。克利夫摸了一下鼻子。
“有人出价二十三万,好的,请问有人出价二十四万吗?”
“又是那些希腊人。”艾尔说。
狗屎!我不能让那些希腊人赢过我。可是当我正想告诉克利夫出价二十四万美元时,我感觉到奥黛莉正用她的指甲掐着我的大腿。“放弃吧,巴奇。”她说。“这幅画没有那么好看,更何况你还有另外两个竞价对手。”真是见鬼!可是奥黛莉是对的。我们一路看着希腊人和荷兰佬把价钱哄抬到二十八万美元。该死,这个拍卖会还真不是市着玩的呢!这就好像赌掷骰子一样。我痛恨自己输给别人,但小输总比滥赌输光后被人丢到场子外来得好。
七分钟后,现场开始第一九号作品的拍卖,那是希欧多尔·罗宾森的“夏日的山坡风光”,以四十七万五千美元卖出。这个价钱真的蛮高的,但是还好它至少还在苏富比型录的预估范围内,而且它看起来真的是一幅好看的画。三分钟后,编号一九六号,威廉·麦瑞的“塞考克的风景”以三十万美元的价位卖出,整整比苏富比型录中预估的价位高出五%。这对我来说是个坏消息。“该死!”我细声地说：“别担心,”艾尔说：“这是个英国汉普敦来的家伙,他是个情绪化的买主,他们出的价太高了。准备好接下来的出价吧!”
我的心砰砰地跳。二一、二二、二三号拍卖品都成交了。“第二四号,莫瑞斯·巴奇的‘花园’,”充满磁性的嗓音再度响起：“十四万,有人出价十四万吗?好的,十四万,有人出价十六万吗?谢谢您,十六万,现在,十八万呢?有人出价十八万吗?”克利夫领首,“十八万,谢谢您,现在有人出价二十万吗?有人出二十万了,二十二万呢?”
“那是一家在费城的画廊,”艾尔轻声告诉我：“可能是为他们自己或某个客户在出价,我不是很确定。”
“我才不管他们是为了谁出价。这幅画我要定了。帮我出价吧,克利夫”约翰·莫里恩看着克利夫,克利夫对他点头。
“二十二万,有人愿意出二十四万吗?”会场一片安静。“这是一幅很好的佳作,有人要出价二十三万吗?”约翰·莫里恩向会场后方看着。“二十三万,谢谢您,现在有人出二十四万吗?他又回头看着克利夫。
“还是那些费城来的家伙,”艾尔说：“没有其他的竞标者了。”
克利夫看着我,我看着奥黛莉。她点了点头。“放手出价吧!”我说。克利夫拉了拉自己的领带。
“二十四万,有人出价二十五万吗?”我把拍卖品型录放在膝上,把头埋在双手之中盯着这幅画,它正
在我的面前闪闪发光。拜托!请让我买到这幅画。“二十四万元,第一次……,第二次……,成交!”砰地一声,拍卖台上的槌声让我兴奋地站了起来。我是说,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疯狂的一次抢购行动,我弯过艾尔身前,紧紧拥抱着奥黛莉,然后赶忙握艾尔的手,再转身去握克利夫的手。我们座位后面的人都向我和奥黛莉恭贺着。这感觉真不赖,只花了二十四万美元(当然还得另外加上给苏富比的二万四千美元)我们就加入了文化人的行列啦!
砰!糟糕,我已经忘了我们还在拍卖会场当中。编号二六号的作品刚刚成交,而弗利锡克的“在河面之上”已经被拿到展示架上。奥黛莉小声说：“这真是灿烂亮丽的一幅画。”她并没有参加前一天晚上的展示会,所以在这之前她并没有机会看到这幅画的真面目。“买下它!买下它!”她命令着。
嗯!我是一个优秀的陆战队员,而现在我接到了一个向前推进的命令。“现在有人出价二十四万元,有
人愿意出价二十六万元吗?”克利夫开始拉拉扯扯地做手势。“二十六万,……二十八万,有人要出价二十九万吗?”,“买下它!买下它!”我说。克利夫急急忙忙地动作,扯动身体各个部位,好像得了癫痫症似的。“一次,……,二次,……成交!”拍卖槌砰地一声敲下。终于,我们拥有了这幅“在河面之上”。我可以感觉到人们在后面拍着我的背,恭贺我们买下了第二件优秀的作品。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二十九万美元(外加二万九千美元佣金)以及二十四万美元(外加二万四千美元佣金),在我这生中还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花这么多钱呢!
这些画造就我成为更好的人
六个月后,艾尔和克利夫来拜访我。“巴奇,”他们说：“我们有一个你可能会感兴趣的建议。我们有一个大客户,他是一个收藏家。他说愿意以七十万美元买下你那幅沃诺的画,我们认为以沃诺的画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价钱。”
“我也这么觉得,”我说,由于我们在九个月前是花了四十万美元买进这幅画的,在持有九个月后能享有七五%的报酬率对奥黛莉和我来说是很不错的事,所以我们就把这幅“花园里的农夫”卖给那位收藏家,现在那幅画正挂在位于法国的美国艺术博物馆中。
在这些年当中,只要价钱合适,我们也透过佛雷斯哥·柏雷特画廊卖出其他的画作。从某种层面上来看,好的艺术品本身也可以算是一种投资标的物,一种可以像金融工具一样被买卖的商品。苏富比和克利斯提这两家公司很清楚这点,而其他数以千计和佛雷斯哥·柏雷特画廊一样的艺品商也是如此,他们就是真正造就这个市场的参与者。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艺术品不只是一种投资标的,它们具有更高尚的意义。和买卖债券、期货或其他证券不同的是,在我买进一幅画之前,我就已经知道拥有这幅画的前手是谁,而在我打算把一幅画卖掉前我也希望知道谁是买主。这是一种情感上、道德上的差异。
我买的画就好像我家里的客人一样。一早醒来我就可以看到厄尼斯特·劳森的画,我和斐德利克·佛利锡克的画一起共进晚餐,我读书的时候则有温斯洛·霍姆和查尔德·哈桑姆的画作为伴,而在我的座位旁则是莫瑞斯·巴奇、威廉·格列肯斯和玛莉·卡塞特的作品。正如同我的母亲在很多年前就知道的一样,这些画教给我许多在艾迪·柯汉家地下室,或交易场中没办法学到的事,诸如礼貌、谦逊和人性。这些画让我了解到赚钱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这些画造就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在我们搬进公园大道的几年后,我被选为大楼管理委员会总干事,随后又马上当选管理委员会总裁。有一天,我在办公室里接到一通在大楼里住了二十多年的住户打来的电话。“舒华兹先生,”他说：“我可以去拜访你吗?”
我们在我家的客厅坐了下来。“舒华兹先生,”他眼睛看着地板,然后说：“我最近发生了一些不顺利的事,我相信只要给我一些时间,事情就可以解决,但是以目前的状况,我恐怕没有办法按时支付这个月的维修费了。”
起初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实在很难相信能住在这栋大楼里的人,会没有办法按时付他们的管理费。就法律上的观点,我可以对外宣布他无法付款,并且逼他卖掉资产来支付积欠的管理费。这是那些管理委员在七年前告诉我他们会采取的行动。但是我是一个从纽海文来的街头小子,和那些人大不相同。当他们拥有权力时,他们随时可以修理我,但是当我拥有同样的权力时,我会用人性化的作法相待。因为我曾经被别人压迫过,我知道被压迫的感受。
“听着,”我说：“您已经在这幢大楼住了有二十五……还是三十年?慢慢来,先把你的事情处理好,不用担心你欠的管理费。我相信你有能力解决你的问题,然后再把管理费付给我们,我们在合理的时间内不会向你追讨这笔钱。”
他看起来大大松了一口气,当他站起来准备告辞的时候突然停住片刻,仔细端详我的客厅。那时,挂在我们客厅墙上的画价值比我们所住的公寓还要高。“您的画作收藏真是一时之选。”他说。
“谢谢夸奖!”我说：“我的家人喜欢这些画,而保有这些画也是一件好事,你知道,尤其是当有什么意外发生的时候更是如此。”
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
当你从事交易时,把武器随时带在身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不能两手空空就在华尔街闯荡,尤其当你对地形也不熟悉的话,就只能等着送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每天要花那么多时间来研究自己的操作方法,并且每次进场前要和我在Amex交易场内的朋友海斯·诺尔(Hayes Noel)保持连系的主要原因。可是很不幸的,我在一次赴芝加哥的旅途中忘记了这条守则。
记得那是一九八七年的春天,奥黛莉和我开始跨足艺品收藏领域的六个月之后,我们正准备参加一场艺术界的宴会。当艾尔·佛雷斯哥和克利夫·柏雷特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提供相当的捐款,就可以受邀参加位于芝加哥的风城博物馆开幕式时,我马上就把支票簿和笔掏了出来。这座博物馆的发起人和他太太是著名的美国印象派画作收藏家,而他们这座博物馆的开幕式可说是艺坛的年度盛事。满场都会是系着黑领带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文界人士。我送出了支票,擦亮了我的鳄鱼皮鞋,准备好要去参加这场盛会了。
我们在开幕式举行的前一晚住进德瑞克饭店,由于第二天早上无事可做,于是我决定到Merc去,顺道拜访一下我的场内接单员黛比。在过去五年之中,我已经成为史坦普五百指数期货最大的个人操盘手之一,可是我却从来未曾到史坦普的交易场来参观过,更何况去看看那里的家伙在干些什么应该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我叫了一部计程车到威克大道(Wacker Drive),然后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门前下车。抬起头来仔细端详这幢双座,外层包覆着花岗岩的四十层大楼,心中不禁想起：“我是这个地方的主宰者!”
我昂首阔步地走到会员服务台前。“我是马提·舒华兹,是交易所的会员,我可以领取我的会员徽章吗?谢谢。”
我以为服务台后面那位小姐,在听到我报出舒华兹的名号后,会有什么特殊的反应,但相反的,她白了我一眼,然后说：“舒华兹?这个字怎么拼?”嗯!她能知道些什么?她又不是市场的玩家之一。等我走到交易场里面,那些人可就要抬起头来把注意力放到我这边来了。
我穿着亚曼尼西装、鳄鱼皮鞋戴着那闪亮的新徽章走进交易场内。我的天,这个地方可真是大!这里就像一座足球场一样大,我根本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找到黛比。市场已经开盘,每个人都以疯狂的速度在交易场中进行交易。这里看起来就像尖峰时段的中央车站一样人潮汹涌。我得找人帮个忙,所以就抓住第一个从我身旁走过的跑单员。“嘿!我是马提·舒华兹!到底史坦普指数期货的交易场在哪里?”
“嘿!我才不管你是谁,不过史坦普期指的交易场在那里。”他很快地走开并且向人群中挤了进去。我开始用自己的方法走过这个拥挤的交易场。我身旁是一个个具有十角形的高台、向中间以阶梯形式级级下降的个别期货契约交易场。这就是所谓的交易圈(pits)。每个人都在大声吼叫,挥动着手臂疯狂般地打着手势,借着所谓的公开喊价方式进行交易。掌心向内就是买进,掌心向外就是卖出,而手指则不断地比画着买价和卖价。“·六买十口!”“给我六月猪腩的报价?”“我要九月活猪的报价。”看来我到了肉品期货的交易区。我继续在交易场里漫无目的地走着。
“瑞士法朗还汇的报价在哪里?”“八五我要叫出三十口德国马克!”“披索到底在搞什么鬼?”终于,我听到了一些熟悉的东西。我看着报价荧幕,显示着下列数字：
我终于找到史坦普期指的交易区了。
开盘高低收盘变动六月28650289302865028915+265九月28860290902884029060+215十二月29050292252904029220+170
要找到黛比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在Merc的交易场中女性接单员的人数实在是屈指可数。她开始向身旁的人介绍我,而更令我高兴的是,人们开始注意到我的存在。我就好像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一样。“嗨!”“你好啊!”“很高兴见到你,听过很多关于你的事。”“这是你第一次到交易场内参观?”“想做些交易吗?”
我能说什么呢?在过去的五年里,我在史坦普指数期货市场简直像秋风扫落叶般地超越大部分交易员的表现。我像是西部出手最快的快枪侠,而现在每个在交易场里的人都等着看我露一手。“那有什么问题,看我的!”我走到黛比身边。根据交易所的规定,我并没有得到在交易场内交易的许可,所以还是得透过黛比和她所属的结算公司进行交易。
整个市场为之沸腾,而突然间我才意会到我惹了大麻烦了。我这个快枪侠这回可是忘了把枪带出门,我身边没有线图,没有报价器,没有移动平均线、随机指标或是强弱指标。这里所有的人都准备好对我掏枪,而我的处境就好像光着身子站在大街上一样无助。我对市场惟一的感觉只能来自于交易场中充斥着的喊叫声和手势,但我对那些喊叫声和手势可几乎是一点儿也看不懂。就我所看到和听到的来观察,市场似乎正在上涨,但走势又似乎摇摇欲坠。“·二叫进五口,”有个满脸面疱的小子从交易场的另一边向我喊着。“得了吧!舒华兹,你是来看戏的,还是来做交易的?”
去你的,浑球!我低声喃喃自语。那该死的五口!“黛比,让我们来教训那个小混混。五十口!·二叫出五十口!”如果那个家伙想做多,我就偏偏要做空。
在交易场中响起了一片同调的声浪。“成交!成交!·二十叫进十五口。”“·二叫进十口!”“·二再多叫进二十口!”“嘿!舒华兹,再多卖出一些给我们嘛!”“对啊!来嘛,纽约仔。让我们看看你有多大的本领嘛。·二再多叫进二十口!”舒华兹,你想做做看九月的契约吗?·六叫进二十口!”该死!这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对我来说简直度日如年。我一直执意坚持我的空头部位,但是我已经弹尽援绝了。市场简直就是一去不回头。当我的亏损累积到九万美元的时候,我轧平所有的部位然后宣布投降。当我努力推挤着走出交易场时,一个老操盘手对着我大喊,“嘿!舒华兹,你给我回来!这么些年来你一直透过电话交易赚尽了我们的钱,我们要当面跟你要回来!”
在一九八九年我再度到Merc拜访,但是这回我拒绝再在交易场里做交易。我已经得到了应得的教训,那就是如果你忘了把你的枪带出来,就千万别站到枪林弹雨的火线上。市场不是一个用来娱乐任何人的地方,如果你想要使别人印象深刻,惟一的方法只有站稳脚步、保持原则并且依照自己的理性来从事交易。把我捐给风城博物馆和在交易场里输的钱加起来一算,想在芝加哥当大人物的念头花了我十万美元。